唐代张继有首著名的诗《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多人对这首诗的解读往往依托于诗人的情感，而忽略了一个客观物件——古钟，在万籁俱寂中传来悠悠钟声的确令人向往。在很多的古刹古寺中，都有一口悬挂在高处且十分威严的“大钟”，被佛家称之为“梵钟”，自古以来它成为了众寺庙不可或缺的一种器物景观，在撞击时发出纯厚绵长，圆润洪亮的声响，听者顿感严肃。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景观现象和文化依托呢？“梵钟”背后又有何种意义以至于能够延续上千年？

从钟鸣鼎食的“乐钟”说起

中国的古钟一般分为两类：一种是用于合奏的乐终，一种是供佛寺钟楼使用的梵钟。处在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就有了制作陶铃来自娱自乐的文化，随着铜器的出现，原始的陶铃材料演化为铜铃，通常来说先民把这种铃铛挂在牲畜脖子上，以增加劳作的乐趣，同时又具备看管和寻找的指引作用。商代进入新的社会环境，在青铜文化盛行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因此巨型版本的铜铃演化成了青铜钟。乐钟的打击节奏感强，更能振奋人心，在表达人们的欢乐喜悦同时，也为生产过程协调劳动节奏。加上商周以来的社会等级划分，“钟鸣鼎食”成了较高层级的生活标准，鸣钟打击乐器大量的出现，不仅成了宫廷舞蹈中和曲的关键工具，使舞姿整齐优美，正如《诗经》中记载的：“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它还兼具另外一个重要功能：练兵，使得士兵步伐一致，壮大军威，如“鼓钟钦钦，鼓瑟鼓琴”。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乐钟”的性质从民间自娱自乐的乐器转向成了统治阶级的宫廷娱乐和军事指挥使工具，甚至于可以说“钟鸣鼎食”是统治阶级的象征标志。因为到了后来诸侯所处阶级需要悬挂编钟都成为了严格的规矩，也就是“乐悬制度”的出现成了一种新型文化的载体。

这种越发趋向严肃和认真的性质，一旦被统治阶级使用，将意味着它可能过渡到新的功能，也就是在佛教东传后的具备的文化符号、信仰载体，精神象征功能——梵钟。

梵钟和乐钟的关联

根据佛教“梵”的意义，有净土佛地之意，梵钟便是指佛教寺院里从事佛教仪轨的钟，换而言之，梵钟是作为专供佛教使用的法器。

与中国传统的乐种相比，不管是从形态还是意义皆有不同。梵钟的钟体多为铜制和铁制，呈圆锥形，上小下大，顶部为弧形，钟顶设钮，又称蒲牢，圆肩且中空无舌，但是钟口边缘有平口和花瓣状曲线，值得注意的是钟身外围开始出现纹饰、铭文或佛经。乐钟相对来说形体较小，只有先秦时期诸侯用来表示等级的乐钟才尽可能大，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乐钟从娱乐性质转换为国家重器的代表物品而受到关注。越是大的乐钟越是代表先进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和鼎一样成为一种威严的代表和社会心理化的凝聚点。

梵钟整体上都相对较大，乐钟一般是用“枚”作计量单位，而梵钟量词为“口”。随着佛教的传播力度和发展规模，寺院数量的增多，佛门也不脱俗地出现了与世俗统治者类似地攀比心理，梵钟铸得越大，代表着寺院的权威和派头越大。

虽然梵钟和乐钟存在很大的区部，但是两者却是有关联的：比如两者的源起方面，有学者认为梵钟是从周钟发展来的，只不过为了适应本土文化增加了一些改变，因为它的形态中还存在一些印度因素——金刚铃，在《东亚乐器考》中记载：

钟内悬舌，使震动以打击钟身而发音的乐器——可称为铜铎，西方古埃及，亚述时代都曾用过。东方则中国自周代就有，名曰铎。……金铎用金舌，木铎用木舌，印度在公元前就有这种乐器，不过从系统上来说属于西方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梵钟就是佛教传播过程中，以一种圆口有舌的金刚铃图文或食物传入中国，汉人将其与本土乐钟融合，所以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文化融合性质。

佛教起，梵钟兴

追溯佛教的传入应当是在两汉之际，传统用于助兴的编钟乐器原本是“礼人”的娱乐工具，转而开始“礼佛”。两汉期间的“梵钟”在外形上基本等同于乐器钟，都属于钟腔横截面均为正圆形，因为这种腔体的钟振幅均匀，具有良好的音响持续性和传播性，是作为某种信号的需要。从这种层面上讲，寺院的用钟可以称为“信号钟”，正如它的洪亮声响，一敲击便能响彻“九霄”，警醒佛家弟子。

从单一的信号功能性转化为佛家法器，主要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唐朝又推崇道教，以致于后世佛道两教并行昌盛，佛寺道观林立城乡各地，在大型庙宇中设有钟鼓二楼，以置梵钟和鼓两种法器，在各地小寺庙中，也有大量刻有经文的梵钟悬挂，其功能和木鱼和磬一样，作为纯粹的佛事法器。一时间，每日晨钟暮鼓，鸣报时辰，僧侣们便集中在殿堂，或遇到重大典礼，也会鸣钟，暮霭相融，寺庙中的钟声回荡，与击打木鱼，僧尼诵经合奏成一体，增添了莲花佛界的神秘氛围。正如《天工开物》中的记载：“用以明摄谒者之诫，幽起鬼神之敬。”即便如此，僧尼用来敲击念经的木鱼和梵钟，同样是为了在虚空的音响和单调的节奏让人去体会其中含义的深奥和丰富。

另外一方面，梵钟除了声音传播作用外，钟身外面的铭文也是多种多样的，其记载方式表达不同的含义，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记事铭文梵钟：主要用来记载寺庙修建时间，经过和有关铸钟过程等情况。如北京大钟寺博物馆珍藏的“善缘庵佛钟”，上面就有“弟子皇十五子胤愈建立精舍”的铭文，以记录康熙皇帝十五子胤愈的捐资铸钟功德。供奉类梵钟：这类梵钟的铭文记载佛号、佛经和咒语。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等。如北京红螺寺一口铜钟上的铭文“西方广目天王，东方持国天王”等字样，其目的很单一，为了把佛经供奉以求上苍庇佑。祈福铭文梵钟：这种铭文都有具体的祈愿，是为了祈求某件事物而铸造，作为精神依托，大部分是古代统治阶级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愿望，也有少部分诸侯官宦之家祈求高官厚禄的想法。

“礼”佛到“礼”文化

众所周知，佛教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性质的宗教活动，它本身需要通过一些外在的表现仪式来得以传播，如宗教礼仪、行为准则、教义戒律等融入到生活习惯当中。这种仪式的时空的展现，通常和音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佛教在仪式场合是把钟类法器当作能够体现节奏感和音乐性的乐器来使用，借助其洪亮的生硬，搭配强烈的节奏感和韵律，足以体现宗教的内在精神力量。

也就是说佛教兴盛时期，很重视用音乐来开导教徒的心灵，传统儒家的“乐”主要是为“礼”服务的，音乐一方面服从政治，一方面教化人心。汉化的佛教会受到这种思想影响，佛教徒们把梵钟的声音看作佛教音乐，搭配朗朗上口的经文传颂，弘扬佛法宣传教理，是礼佛的工具。简单来说，佛教音乐的两个目的：赞颂佛的功德和宣唱法理；而梵钟就是最佳的佛教音乐乐器。

这种本土性质的变化越发严肃认真，长期的使用模式让梵钟彻底成为了佛家文化的代名词，钟声和梵意的融合不断地发展演化下，钟声的惊醒力度越发强势，不仅能够“以儆昏怠，肃教令，导幽滞，而和神人”，而且能够让人进入“玄风载扬，无思无为，化日自水”的精神世界。这正好和某个时期士大夫们在入世”不得，只能寻求“出世”超脱的向往境界谋和，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文人把梵钟声写入到了诗歌当中国，即成为佛教的专用代名词，又能够包含多种超脱境界。

如后人最为熟悉的五言律诗《山夜闻钟》：夜卧闻夜钟，夜静山更响。霜风吹寒月，窈窕虚中上。前声既舂容，后声复晃荡。听之如可见，寻之定无像。信知本际空，徒挂生灭想。

诗中就有大量关于“梵钟”的描绘，钟与佛紧密联系下，一时间产生了“听闻钟声寻觅寺庙”的听觉导向。诗中的春容是钟声写照，晃荡是余音萦绕。借此把梵音作为了禅宗的象征，这是文人使用简短诗句所能表达的禅宗领悟。而且据考证，纵观全唐关于梵音的记载，钟声的代表性质高达千次，这些来自古刹的声音清远异常，已经完全不像传统乐钟响彻在世俗宫殿的那种声音。正如唐代诗人张表臣所言：“钟磐清心，欲生缘觉”，诗歌中的梵钟是耐人寻味的典型艺术表象，悠悠荡荡之下折射出历代文人们的丰富精神世界，所以梵钟的声音成为了衬底的文化现象，用来营造澄明悠远的氛围和警醒世人，还有消除烦恼的意义。

众所周知佛教是外来文化产物，但梵钟不是，它最大的文化意义是作为了佛教汉化的标志。在梵钟出现以前，中国的“钟”文化自成体系，是为封建统治者愉悦和练兵使用的，并且演化成等级象征。梵钟出现之后，传统的“古钟文化”体系得到了质的飞跃，因为它既可以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一种典型象征，同时又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粟。梵钟的“晨鸣”随着两汉佛教兴盛而成为其固定的传统礼仪，一方面继续作为宗教象征，另一方面成为了士大夫们的精神冲击声音，在现实和理想状态中得的转换。